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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未知 作者:admin 编辑:admin 2019-04-07 05:45

  ▶无论是《礼记》里的“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”的人文理想,还是顾炎武《日知录·正始》中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个人情怀,抑或是周恩来从小树立的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的远大志向,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。“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,以身为本,有家而国天下。”这是著名历史学家、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先生心中的家国情怀。

  ▶12月23日晚,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许纪霖先生,携自己的新书《家国天下》来到郑州,做客“松社我来讲”,畅谈中国在走向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,受到的冲击和转变。讲座开始前,许纪霖接受了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的专访。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首席记者梁新慧实习生周兰/文首席记者袁晓强/图

  在许纪霖看来,家国情怀是中国过去儒家对士大夫的要求,要成为一个君子,甚至成为圣人,不但要修身,还要齐家,治国,平天下。家是某一个地方,国是国家,天下指的是世界。

  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这个“夫”不是老百姓,而是士大夫。所以,家国天下,从现在的角度来说,实际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,这个情怀,就是情怀党。

  “一个知识分子,首先你得是一个‘情怀党’,没有情怀你很难说自己是知识分子。你可能从事着纯粹的知识工作,如果你只把它当饭碗,那你只能是一个伪知识分子。”许纪霖说,知识分子不一定看职业,更重要的是精神,特别是在这个时代,知识分子唯一共同的标记就是有情怀,这个情怀就是家国天下的情怀。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,以身为本,有家而国天下。

  “岳飞精忠报国,这个‘国’,和周恩来年轻时说的‘国’不是同一个国。现在我们说的这个‘国’是一个民族国家。这个民族国家,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。”许纪霖说,古代中国的“家国天下”指的是王朝,岳飞精忠报国,报的是南宋,大宋王朝,他根本没有今天大家所说的“国”的概念。今天的“国”的概念,晚清才传入中国,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王朝,而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。

  在古代中国,“天下主义”是中国的文化传统。无论儒家还是道家,他们思考问题时,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,而是从天下人的立场来思考。像老子、庄子等人,他们谈的都是宇宙或人性,这里的人性不是特指华夏民族的人性,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人性。

  在许纪霖看来,中国的文明之所以伟大,正是因为它是世界主义传统,而不是民族主义传统。民族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,但如果只有一种主义,就会走向偏锋,只考虑自身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,而忽略另外一面——世界和人类的利益。习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利益、国家的利益,同时也要考虑人类的利益。

  传统的天下主义过于以自我为中心,觉得天下只有华夏文化等级最高。“春秋战国时期,当时的国人都认为,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区才是中心,周边是半开化地区,再往外就是野蛮人。如今,在一个民族国家时代,各民族国家不管大小,都是平等的,都拥有独立的主权意识。”

  许纪霖说,民族主义并非不好,但如果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的话,就很容易走火入魔。因此,大家除了爱国以外,同时也要爱人类,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,而需要平衡,如一种新的天下主义——世界主义,就是一个好办法。

 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、认知意识,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、文化、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,并逐渐积淀而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责任感、自豪感和归属感。它是一种意识,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意识,在构建新天下主义这个认同模式上,不仅需要依靠知识分子,每一个公民都有应尽的权利和义务。

  “国家意识一定有民族主义在其中,否则也不会成为国家。”许纪霖说,中国是一个大国,对世界具有重要担当,因此,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中除了国家利益以外,更要有人类意识,唯有如此,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当然,这需要每一个公民参与其中。

  许纪霖说,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是特权阶级,他们被称之为“士大夫”,有资格参与,而农工商是平民阶级,根本没有参与的资格。“天下兴亡”好像是集知识分子于一身,因为有这个传统,所以社会对知识分子有一种特殊的期待。

  “如今这个时代,一切都改变了,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不局限于知识分子,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其中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‘公民责任’。”许纪霖说,社会变化到今天,企业家、中产阶级在社会上拥有的资源,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过知识分子,因此,只有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  许纪霖说,综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,今天国人的很多风俗习惯,都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、同化而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不单单是汉族同化了少数民族,同时少数民族一些好的传统也被汉族同化进来。

 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闭关锁国的经历,但整体传统还是开放包容,并善于把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。就像圣诞节,它先是商业化推广,然后变为年轻人狂欢的节日,对于中国人来说,好像已经不具有圣诞节本身的意义,而是化为中国自身的一个新传统。如果再往前追溯,就连握手这一礼节,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,因为中国古代人们见面只有作揖。

  “不得不说,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和改造能力很强,不会因为一两个节日就被洋化。对于社会上出现圣诞节的行为,大可不必。因为我们一直拥有开放的心态,有足够的文化自信。”

  许纪霖说,复兴中华文化并不一定要抵抗外来文化,中外两种文化可以并存,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从中国的历史来看,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,就在于它的开放,善于学习,并不断接纳优秀的成分。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,800年间,很多人都信仰佛教,并且把一个外来的宗教成功地同化为中国自己的宗教,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
  “每一次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提,都是成功化解外来文化的冲击,而不是把外来文化抵在大门之外。盛唐时期,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都可以在京城做官,各种胡人在长安城行走,正是有了这种自信和包容,才铸就了盛唐的辉煌。”许纪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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